唉，是否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是注定了是历史的牺牲品。

   附：定宜庄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年）》和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1998）。这两位学者都是亲身经历过“上山下乡”的“老知青”，他们对“知青上山下乡”的整个历史过程作了详细的论述和理论探索，资料丰富而翔实，被称为是至今为止“在此专题研究方面的集大成者”。 笔者认为，这两部著作的可贵之处在于，不仅梳理归纳了浩繁的史料数据，并且挖掘出前人忽略掉但深具学术意义的重要史实。比如，《初澜》中论述了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国务院于1963年前后制定的15年至18年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规划”的具体过程和基本内容，从而揭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中国经历过“大跃进”的失败之后，即使不发生“文化大革命”，城市经济也无法容纳新增劳动力，所以2千万城市青年早晚得“上山下乡”的命运实际上在“大跃进”之后就已是“既定”了的。别的学者在此前的文章中也提到过这一点，但此书的介绍最为具体翔实。

     通过对这一时期相关文献的阅读和分析，可以看到一条线索，在1994到1998年期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运史研究所（以下简称“青运所”）举办的3次讨论会对“知青”研究活动中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以及适时总结、再推动的作用。

     下面先简单介绍一下这3次讨论会。

     1994年底，“青运所”在北京召开了“知青研究的现状和未来”专题座谈会。参加这次座谈会的都是热心“知青”研究的学者，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包括张化、定宜庄、刘小萌、史卫民、柳建辉、王东成等人。这次座谈会分析了相对于社会上的“知青热”而“知青”研究滞后的现状，明确提出了“知青”研究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到会的学者们还具体指出了这方面研究存在的问题，对下一步的研究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6]与会者不仅在会后进一步扩大相关课题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他们提出的分析和建议对后来的“知青”研究也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其标志是此后几年内这一领域的研讨文章和专著的大量涌现。

     1996年10月，“青运所”又举办了“知青与社会转型”研讨会。[7]这次研讨会汇聚了近60位学者和“老知青”，其宗旨是“追寻时代主旋律，推进知青研究的进一步深化”。这次研讨会明确提出：“知青问题研究是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需要认真地从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出发进行综合研究。”与会学者们一方面强调了“对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需要做冷静的分析，给它一个正确的定位”，另一方面也指出“对知青问题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这场运动的评价上，而要为社会进步和发展服务”。有的与会者还提出，要对过去发表的“回顾”类文献加以“理论的提炼”，对“红卫兵”和“知识青年”进行“分层研究”。这些看法和意见对其后的“知青”研究的确起到了有益的指导作用。

      1998年下半年，“青运所”与《中国青年研究》杂志社共同主办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30周年”笔会，总结以《中国知青史》出版为标志的“知青”研究成果，同时适时地提出“知青”研究要继续深化。也有学者在会上提出“多学科、多角度”、“拓宽研究的领域，调换研究的视角”。[8] 在这一时期出版的“知青”研究专著达30部之多，[9]它们与以前出版的书相比有了明显的不同，即脱离了单纯回忆录的框架，呈现出更多的研究特点，其质量明显提高。

    这些书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可列举如下：

     首先是定宜庄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年）》和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1998）。这两位学者都是亲身经历过“上山下乡”的“老知青”，他们对“知青上山下乡”的整个历史过程作了详细的论述和理论探索，资料丰富而翔实，被称为是至今为止“在此专题研究方面的集大成者”。 笔者认为，这两部著作的可贵之处在于，不仅梳理归纳了浩繁的史料数据，并且挖掘出前人忽略掉但深具学术意义的重要史实。比如，《初澜》中论述了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国务院于1963年前后制定的15年至18年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规划”的具体过程和基本内容，从而揭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中国经历过“大跃进”的失败之后，即使不发生“文化大革命”，城市经济也无法容纳新增劳动力，所以2千万城市青年早晚得“上山下乡”的命运实际上在“大跃进”之后就已是“既定”了的。别的学者在此前的文章中也提到过这一点，但此书的介绍最为具体翔实。再比如，《大潮》中介绍了以张木生为代表的“知青”在“上山下乡”过程中对社会、理论问题的探索，展现了一批“知识青年”以其贫弱的知识积累和社会底层的真切体验，进行着顽强的独立思考，他们的思想活动构成了特殊历史条件下中国思想史不应忽视的一个方面。 这两部著作的另一个特点是提出了一些新的学术观点。例如，定宜庄深入探讨了“文革”前17年的教育对包括“红卫兵”、“知识青年”在内的整个“老三届”的深刻影响，并以此为线索透彻地分析了“老三届”人的思想行为特征。该作者指出：“不断反思17年教育的经验教训，希望从中探索可资发扬或引以为戒的一切，这是一个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的，但却未引起教育界、学术界充份注意，更未曾认真加以清理和总结的问题。”[10] 刘小萌、定宜庄等人早先还主编出版了《中国知青事典》（1995）。这部《事典》综合了辞书和史实大事记的特点，还加入了对若干重要人物和事件的研究成果和观点，并且包含了编者的分析评论，增强了学术性，堪称“知青”研究的“辞海”。

         告別了媽媽，
             再見吧可愛的故鄉，
             金色的學生時代已載入了青春史冊，
             一去就不復返。
             啊……啊……
             今後的道路多麼遙遠，
             多麼漫長，
             我們在心底深深地埋下回來的希望。

        山鄉的夜晚，
　　　　多麼淒涼，
　　　　我坐在煤油燈旁，
　　　　思念我可愛的家鄉我的爹娘。
　　　　呵……呵……
　　　　呵呵……
　　　　家鄉的娘盼兒兒想娘，
　　　　痛斷肝腸，
　　　　什麼時候才能回到我的家鄉？

　　補記：〈知青之歌〉原名〈我的家鄉〉，又名〈南京知青之歌〉。作者任毅，南京知青。1969年5月的一個晚上，任毅譜寫出〈我的家鄉〉。此歌以驚人的速度在全國知青中流傳開來，並被名為〈知青之歌〉。1969年8月，莫斯科廣播電臺以〈中國知青之歌〉為名播放了這首歌。1970年2月19日（陰曆正月元宵）夜，任毅在知青點被捕。同年8月13日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

   在此期间，以“老三届热”为代表的“知青文化”现象持续升温，并有大量的以回忆录为主的文著出现，为后来广泛深入的“知青”研究创造了良好气氛，并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资料。 这一时期可被分为两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的1986年初，崔武年和阎淮发表了题为“谈谈‘老三届’”的文章，这是国内出现的“知青”及“老三届”研究领域的第一篇专题论文。作者运用大量的事实和数据，论述和分析了“知青”、“老三届”一代人的教育基础、特殊经历和现实状况，认为“老三届”是“自觉对社会负起责任”，“经过磨难、经过反思的一层人”，并且呼吁“研究老三届是当代人的一种责任”。这篇文章虽然带有官方色彩，但是有理有据，平实可信，有很强的说服力。不久之后，史镜等人发表了“赴内蒙古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历史与现状调查”，提出“认真回顾这场运动的历史过程，分析评价其利弊及经验教训，对于今后制定正确的支边政策，是十分必要的”。

     上述两篇文章表明，学者们已经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对“知青”、“老三届”问题展开研究。同年晚些时候，高皋、严家其出版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其中有专节论述“知青上山下乡”，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千多字，却是第一次公开否定毛泽东的“接受再教育”的说法。这二篇文章和一本书可被视为国内“知青”研究的开端。

     1987年，张化发表了题为“试论‘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文。[5]这篇文章在整个“知青”研究史上相当重要，它与上面提到的“谈谈‘老三届’”一文的不同之处在于，张化提出了如何分析评价“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这一重大命题。张化认为，“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是劳动就业的措施之一，而这种措施在“文革”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演变成了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的组成部份，这是应予指出并否定的。此文立论清晰，分析明快，对后来的“知青”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不过，此后的几年里，“知青”研究仍然处于沉闷状态。在这一阶段出版了几部相关的文学作品，其中有两部纪实性文学作品值得一提。一部是肖复兴、肖复华编写的《啊，老三届》，这是最早出现的“知青”纪实报告文学集；另一部是白描的《苍凉青春》，这虽是一部纪实文学作品，但其序言和结语部份却带有浓厚的理论探讨的色彩。 第二阶段从1989年开始，“老三届热”的兴起给“知青”研究带来了难得的推动力和转机。方奕、陈小雅、仲维光、金大陆等人的文章从不同角度对这一文化现象及其对“知青”研究所产生的作用分别作了评介。持续若干年的“老三届知青文化热”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从图片书画展览、文艺晚会、影视、歌曲，到旧地重访、经济考察、项目开发，丰富多彩，而其中与“知青”研究直接相关的自然是大批书籍的出版。 据笔者统计，从1989年到1994年，共出版了30多部以“知青”为主题的书，其中“老知青”撰写的回忆录汇编和纪实性文学作品占相当大的比重。这些书当中不少是由四川省的几家出版社出版的。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89年率先推出了《知青沉浮录》，后来又于1993年出版了《红土热血》。同时，成都出版社连续出版了《蹉跎与崛起》、《光荣与梦想》（1992）和《热血冷泪》（1993）。四川文艺出版社则出版了《知青档案》（1992）和《命运列车》（1994）。全国各地的其他出版社也纷纷推出各自的新书，如《北大荒风云录》、《中国知青部落》（1990）、《草原启示录》（1991）、《回首黄土地》（1992）、《悲怆青春》、《中国知青梦》、《中国知青在海外》、《中国知青悲欢录》（1993）、《漠南情》、《理想与现实》、《苦难与风流》（1994）等。

     这些“知青”回忆录汇编和纪实性文学作品虽然并不是真正的研究成果，但却为“知青”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正如著名作家、评论家李辉在其对《苦难与风流》的书评中所说的那样：“作者大多既不是作家，也不是学者，也不是官员，他们普普通通，那么平实那么自然地叙述自己”，使这些作品“真正具有了历史的参照作用，对于了解老三届一代人，提供了可信的范本”。

      在“老三届知青文化热”的烘托之下，“知青”研究出现了上升的态势，有10多篇学术文章发表，其中不乏佳作，例如杜鸿林、黄金平、柳建辉、王东成等人的文章，以及上文提到的刘小萌对西方学者有关著作、观点的介绍。不过总体说来，这方面研究的选题范围还不够广，研究还远不够深入。这一时期其它方面的“知青”研究活动，包括1989年法国学者潘鸣啸发表了“‘改造一代人’战略的兴亡”一文，以及1993年伯恩斯坦教授的《上山下乡》中译本在国内出版。1993年，加拿大华人学者梁丽芳出版了《从红卫兵到作家──觉醒一代的声音》，该书是在对26个中国年青作家（其中多数当过“知青”）的采访基础上写成的学术著作。第二年此书在美国出版了英文版。

     帅国仁与我都是四十年前的知青，六十年代同在建设兵团三龙农场三连一排。我们俩同一连队，又是同一个排，只是他在一班，我在三班。在知青年代，我们早晨一起出工修理地球，夜晚共同住宿一个茅棚。

    想不到这次知青集会又相遇了，碰到一起了。在去进贤永桥农场的路上，我们又同时上了三连的那部车，刚好都坐在最后一排。与帅国仁挨着同坐一起还有他的夫人郁宏娣。相别四十年，我们有说不完的话。他的夫人是上海知青，进贤永桥农场的这一对五七战友相亲相爱结为了伉俪。由于我离开得早，与郁宏娣不认识，他们的爱情故事只是听说，他的夫人我并不认识。恰好这次相遇了，太高兴了，我与他们俩一路上说个不停没完。

     看见这美好的一对伉俪，我们战友们非常羡慕。一样的五七战友，同样地知青经历，共同的命运使他们结下了爱情。他们对我说，已经在上海购买了一套住房，时间比较早，价格还比较合适。真不容易呀，我说，要是现在的房价，恐怕就难罗。我们战友们共同祝福他们美满幸福！

                                           我的五七战友——帅国仁。

                                        知青伉俪——帅国仁、郁宏娣。

                                            好，战友情，夫妻爱！

                                       下一代的孩子不用再做知青了。

        一、20世纪70年代-1985年：萌芽期 此一时期的特点是，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回顾和反思开始缓慢展开，但国内在真正意义上的研究仍处于冰冻状态。

   在中国大陆，此一时期的“知青”研究是一片空白。对“知青运动”的回顾和反思只能以“伤痕文学”和“朦胧诗”为代表，其中“伤痕文学”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则衍变为“后知青小说”。[2]从广义上讲，这方面的文学活动可被视为后来展开的“知青研究”的前奏，因为当时人们还不能或不敢从政治社会分析的角度触碰这个主题，而用文学手法则可以间接地表达社会对“知青”的关注，并为这方面的研究作思想上的准备。

    在台湾以及香港地区，这方面的文章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就连续在报刊上出现。虽然大部份是以新闻报导或动态情报为基本内容，但能及时地反映现实情况，今天看来仍不失其资料价值，其中也有一些篇章不乏学术性。比如，1977年台湾文化大学大陆问题研究所出版的《中共青年下放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和1979年在台湾发表的《中共红卫兵一代思想认识的发展》，即属此类。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一时期在外国却墙外开花般地出现了“知青研究热”。在美国和德国，一些学者陆续发表了有关“知青”研究的数十篇论文和至少3部专著。刘小萌后来于1994年曾有专文介绍这方面的情况，他介绍了7位外国“知青”问题研究学者，其中有6位的著作属于这一时期。专著中最重要的一部是美国学者托马斯•伯恩斯坦早年（1977年）出版的《上山下乡》（英文），这本书直到16年后的1993年才有中文译本在国内出版。 刘小萌的上述文章对托马斯•伯恩斯坦的这本书中作了相当具体的介绍。

    笔者认为仍有必要在此作两点补充说明。

    首先，顾洪章[3]等人在概述此书观点时引用了中译本的说法，称伯恩斯坦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项社会实验”。这是一个依中文译本而得来的误解。据笔者核对，英文原著中并没有提到“社会实验”的观点，只是作者夫人苏道锐（Dorothy So linger）为1993年中文版写的“序言”中如是说，而中译本的译者在“译者的话”里强调了这一说法。如果遍览原著全文以及作者的其它相关文章，不会发现有“社会实验”之类的提法。可以说，作者一直都是把中国的“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个经过官方认真组织实施的重大举措来研究，而从未把这一政策实践看成“实验”。

     其次，虽然中文译者对该书内容部份的翻译基本上忠于原著的表述，但对一些主要章节的小标题却作了不当改动。比如，第1章的英文标题只有一个词“Introduction”，为“综述”或“概论”、“介绍”之意，而中文版却译成“综述——一场中国式的社会大试验”，译者自行加上了“社会大试验”这一副标题，但无论是该章内容还是全书各章，其实都没有这一含义。

    再如，第1章第2节的英文标题若直译应为“教育和改变青年人价值观与期望值的难题”，但中文译者却把这一标题改为“‘再教育’——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工程”。

    还有，第4章第1节原文标题为“城市青年与乡村社区”，结果被中译本译者换成了一句毛泽东语录—— “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同一章第2节的原文标题是“补救的措施”，亦被换成了毛泽东对李庆霖上书的一段批示——“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如此看来，中文本译者是有意选用了一些包括“最高指示”在内的中国社会流行用语作标题，虽然增加了可读性，但却与作者的原意差距过大，非常容易误导读者。 伯恩斯坦这部著作的中文译者对此书的评价是：“以不带任何政治偏见的客观态度，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起源、目的、政策、过程、结果以及这场运动所体现的政治色彩、社会冲突和价值观念作了精细的分析和精辟的议论。

     通览全书，我们不能不为一位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性的准确把握而折服”（见中文版第1页）。

     刘小萌对此书的评价是：“这本书是迄今为止国外研究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最全面、最详细、影响也较大的著作”。[4]笔者完全同意这样的评价。

     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还应该更明确地指出相当重要的一点，即这部著作不仅是“知青”研究的奠基之作，而且以其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影响甚至指导了所有后来的“知青”研究者。

    到目前为止，有关“知青”的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但基本上是在伯恩斯坦的观点框架里的发挥和扩展，还没有哪本书能超出这部著作的范围和水平。 比如，伯恩斯坦早在1977年就明确指出了“知青上山下乡”的经济原因，即“教育的发展与社会的经济现实协调一致”的危机，并简明扼要、画龙点睛般地阐明了“知青上山下乡”的发展脉络，“首先是大跃进之前在小范围内实施，（20世纪）60年代初继续展开，1968年文化大革命后急剧展开”，他曾沿着这个脉络作了详尽的阐述。在研究方法上，伯恩斯坦不仅从各方面收集了大量数据，而且对种种数据作了极为认真的处理。他直截了当地提出：“对待采访材料应持谨慎态度，不能简单地认为这些被采访者就能代表其他更多的人，更不能代表一个整体的全国的下乡知青。”他甚至注意到：“当报纸和被采访者提到同样的事实时，其内涵也有不同”，因而作者对于从面谈口述中得到的数据总是千方百计地与新闻媒介和包括官方文件、出版物在内的各种资料反复验证。书中这样的论述不胜枚举，令人今天读起来仍觉震撼和感佩。  

 [注释]  

[2]参见董之林的“走出雾霭是霞光”，载王江编《劫后辉煌》，172-184页。

 [3]参见顾洪章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之后记部份。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

 [4]刘小萌，“西方学者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青年研究》，1994/3，29-32页。

   本文的重点放在“知青”研究的理论研讨方面，对以“知青”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仅略略涉及。笔者所查询的资料限于中文和英文，所以本文只介绍中国大陆、港台地区和美国的“知青”研究，其中又以中国大陆的研究为主。 笔者认为，“知识青年”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算起至今，可以大体上被划分为4个时期：

   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1985年为萌芽期，1986年至1994年为初潮期，1995年至1999年为高潮期，2000年以来为后高潮期。

   这种划分是基于对研究活动及成果发布情况的统计分析。每一时期的研究活动都有不同的特点，出现了各具代表性的著作文章和重要作者、研究者。

                            [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综述(邱新睦)

     [1]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词，多位学者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1967年后才成为“运动”，笔者完全同意。本文中仅为叙述方便，用“知青运动”一词代指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整个或某一阶段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历史事件。

      历史注定2008年的中国绝顶非凡。

    这一年，对于中国来讲，不仅仅只有欢腾的奥运和飞腾的神七，也不仅仅是晶莹的冰雪和汶川地动山摇带来的灾难，当然也不仅仅只有结石娃娃三聚氰胺和一场场矿难。

    这一年更赫然记录着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的纪念日，尽管无数当事人已经步入暮年,尽管主流媒体保持着缄默。

    40年过去，知青们已是满头白发，但血液依旧滚烫殷红，大家期待着，期待着国家、社会和年轻一代的朋友们，能和自己一起追忆过去的岁月，在一张又一张发黄的照片前探讨：当年我们为什么上山下乡？后来为什么会掀起返城风潮？整个社会为什么对知青渐渐集体失忆？怎样让我们的下一代少些磨难，多些温暖与光明？等等，等等。

    期待眼看变成失望。

    截至目前为止，鲜见主流媒体和报刊在这方面有所动作，倒是远在南边一隅的香港凤凰周刊有了反映：2008年8月25日，他们发行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周年特辑》，共刊发了知青方面的6篇文章。

    遥想当年，香港似乎没有知青上山下乡一说。但在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之际，他们最先发出了声音，当然叫人欣慰，但又多了些个为什么。

    凤凰周刊特辑开篇文章是《或者是包袱  或者是宝鉴》，作者周兼明。文章透露出的信息是，造成学界、媒体、报刊沉寂冷漠的原因，是因为知青话题时下依然敏感。

    众所周知的“敏感”一词，如今有了心照不宣的特殊含义。它宣示着大众：凡涉“敏感”的东西，少碰为好，千万不要自讨没趣，自找麻烦，搞得上上下下都不愉快。

    官方不热乎，那么民间来担纲。诚如《六十年代》网站在《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40周年征稿启事》中所言，如今在互联网上安家的知青网站、知青论坛、知青之家已经遍布五湖四海、已经很难计数。近三千万知青，在抚育了自己的黄土地、黑土地、红土地、褐色的土地上，甚至在异国他乡掀起了记忆的狂潮，表达了对这一段生活不了的情怀，永远的牵挂。

    《启事》还说，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在知青们心中，都有关于知青岁月的一支“难以忘怀的歌”。

    岁月是如此地不饶人。疾病、劳苦、坎坷的日子，已经夺走了不少知青的生命，他们的灵魂似乎在召唤，在呼喊：我们曾经的一页的历史就这样翻过去吗？

    再过10年，我们原始的知青队伍将会进一步萎缩，历史的辩证法使然。到那时，又会是怎样一番情景？   

    在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40周年之际，让我们在内心深处去讴歌，讴歌千千万万知青们对祖国、对民族的情感和为之献身的一片赤诚；共同去追忆，追忆那曾经有过的热情、真诚、憧憬、思考、遗憾、痛苦和迷茫。   

    千千万万的知青，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永远都是共和国最忠实的儿女，他们从来也不会找祖国母亲的麻烦，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何包袱之有？天下本无事，庸人自忧之。对历史、对未来、对民众缺乏自信，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

    历史注定了一代和共和国同忧愁、共患难，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人民的安居乐业、子孙后代的尊严与幸福祈祷。因为他们自身就是共和国历史的一部分，它们和共和国的命运血肉相连。尽管他们逐渐沦入边缘化、逐渐在被我们的社会遗忘。

    ---- 这些都是弥足珍贵的宝鉴。

连照片都加工了.